以上海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原始档案资料，考察分析了新中国初期国家政权建设与城市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其研究领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上海从众多的民问性社会团体转变为隶属于国家的人民团体的过程，从而使原有的行政与社会双重管理体系转变为单一的行政管理体系；二是里弄空间从保甲到居委会的建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中国通过“阶级净化机制”，在社会中不仅构造了城市社会基层组织—居委会，而且彻底改造了里弄空间。全书通过这两个领域的变迁，展现了新中国初期国家政权在城市社会的具体建构过程，以及与城市社会重构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何以如此的历史逻辑。

作者在对湖北省岳平县农村进行深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试图挖掘、总结出村庄视域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的本土化实现逻辑与一般规律，即本书所谓“公私定律”——无论政权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是什么，只要农民的“自己人认同”意识没有完全消失，国家就必须将最基层的治理主体建立在最能够整合农民“自己人单位”内部资源的基础之上，打破“公”与“私”的隔膜，使国家之“公”与农民之“私”衔接起来，以建构最有效的基层治理模式。否则，政权建设就有可能因为缺乏实施的社会基础而走弯路。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研究（9～18世纪末）》由杨翠红编著。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研究（9～18世纪末）》主要阐述俄国历史上政教关系变化的轨迹。主要集中在9～18世纪这一时段，具体分为五个时期：基辅罗斯时期、封建割据时期、蒙古统治时期、莫斯科时期、罗曼诺夫王朝初期。在此基础上总结不同历史时期政教关系的特点，探究影响政教关系的主要因素：政权与教权力量的对比；外部因素的影响等。总体来说，俄国历史上政教关系的特点是教权长期依附于政权，二者关系以联合、协作为主体，但不乏激烈的斗争与对抗。二者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

民国时期：醴陵国民党的政权建设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要解决长期军阀战争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二是要应付1920年代兴起的共产党苏维埃运动。为此，国民党企图通过两条渠道来达到国家权力的下移。在制度层面上，它构建了区的组织、乡的建制。同时，为加强对农村基层的层层控制，又建立了形式多样的防匪组织。清乡队、团防队、保安团、守望队、常备队等组织，都是想在区、乡建制基础上进一步使基层控制的野心。困扰国民党的是，它无法解决保甲制与乡民自治两者之间的紧张。 　　1949年醴陵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新政权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为了对农民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就需要进行乡村社会的动员和重建工作。开始，通过征粮支前、双减反霸、减租退押等运动，打破了旧有乡村中的传统势，保甲制衰亡了。之后，党进行了民主建政和划乡建政。这样，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贫雇农分子发动起来了，乡村社会旧有的宗族、家庭...(展开全部)

《民国时期西部边疆的政权建设与族群关系》另辟蹊径，以民国历史为考察的入手点，重点关注宏观历史下的社会变迁与其中微观层面的群体或个人行动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索历史事件与历史趋势的社会学意义。因此可以说，本文集是有关民国时期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史研究的汇编，其中蕴含着社会学研究者以史为鉴的现实关怀。

本书运用经济历史、比较政治学、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考察了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欧洲国家政权建设的问题。

本书展示一种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国家建设的新理论。该书利用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经济史领域的理论发现以及历史学界最晚近的研究成果，为用跨学科方法研究政治发展的价值提供一个富有说服力的范例。

本书展示一种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国家建设的新理论。该书利用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经济史领域的理论发现以及历史学界最晚近的研究成果，为用跨学科方法研究政治发展的价值提供一个富有说服力的范例。

《红旗下的乡村: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动员》全面考察了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基本策略、建立过程、实施情况及其对苏区群众进行的各方面的革命动员，探讨了革命政权深入乡村地区的过程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苏维埃建立的背景；第二，中国共产党对苏维埃道路的探索；第三，苏维埃建立的经过和特点；第四，苏维埃对乡村社会的动员，包括土地斗争、军事动员、民主建设、妇女动员等；第五，苏维埃与乡村社会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基层政权如何开展工作，本书围绕川北通江县基层新政权建设、基层干部培养的历史展开，分别对通江县的县情与干部基础、南下干部接管、干部培养与教育等进行了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新干部的工作能力得到有效锻炼，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深刻阐发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这一理念。